《大库旧档收拾处缘起》手稿共两页，用一般宣纸书写，标题下方署“副处长述”。罗振玉在《大库旧档收拾处史料汇目》序中曾提到过此人：“内阁大库史料之收拾，始于癸酉秋，延松崎柔甫先生主其事，何耐庵孝廉为之佐。”何耐庵即何福谦，耐庵为其字，江苏人，是罗振玉的姑表兄，也是儿女亲家，何的女儿为罗振玉长子罗福成之妻。
罗继先人生在《鲁诗堂谈往录》中称：“伪满时，雪堂翁得资设库籍收拾处于旅顺故肃邸，集人从事收拾，聘松崎及先外祖何耐庵老人为正副处长。”作为收拾处的中方担任人，何副处长对其时的状况是适当了解的，因而也最有资历作收拾处介绍之类文章。该文当是应某报刊聘请而作，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宣布，因而不为人知。全文缺乏六百字，现将首要内容摘引如下：
本处现一切之旧档，乃罗氏将所得转让于李氏后，又于京津连续收得，凡约万斤，罗氏由津几费周折又移诸旅顺。逮满洲建国，日本水野梅晓及松崎鹤雄二氏，商请罗氏，谓所藏史料，能否由日本及满洲国共出公帑收拾之。罗氏以学乃全国之公，慨然允诺。且谓档案杂糅，有必要就近收拾，将来编目蒇事，行将原件捐诸满洲国，由国家保存。议定。于大同二年夏，罗氏乃奏陈执政，暂借旧肃王府楼上为就事处，并定名为‘大库旧档收拾处’。事前罗氏为招聘人员，出资预备。于大同二年 月 日满洲国公款至，继之日本外务省公款亦到，本处乃得正式建立。
长期以来，人们牵扯不清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大库旧档收拾处档案的来历问题。在该文中，何副处长明确指出：“本处现一切旧档，乃罗氏将所得转让于李氏后，又于京津连续收得。”他如此着重档案的来历，显然是有所指的。
这儿有必要介绍一下。清朝末年，内阁大库失修，库藏珍籍及明清档案面临被毁的风险。其时主管学部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提出，将大库的书本建立学部图书馆保存，而大库的档案经内阁会议，盖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
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到内阁接纳图书时，见这些待焚的档案，都是极宝贵的史料，便恳求张之洞把这些档案移归学部保管。得到赞同后，遂将档案别离放置国子监孔庙敬一亭和学部大堂后楼。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在国子监建立前史博物馆预备处，担任保管这部分档案。
因为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无力保管，1921年春，前史博物馆除留一部格外，将大部分档案分装八千麻袋，计15万斤，作价4千元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该店将档案大部分渍水捆扎成包，预备运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在打包装运时，纸店的人也抽出不少，在北京的厂肆出售。
罗振玉其时住在天津，偶然到北京就事，在琉璃厂买到了洪承畴揭帖及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档案，知道是内阁大库的藏品。当他传闻这批档案正预备运去造纸的音讯后，便同友人金梁一道找到纸店，以高价购得。关于罗振玉终究花了多少钱买下档案，向来说法不一，大都以为是1万2千元。也有文章说是1万3千元，还有一说为2万2千元。
但罗振玉自己却别有说法。这是在买下档案不久，他写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信中提到的，信中说：“辛亥国变，民国官吏尽行卖去，弟闻其事，乃以2万金购得。”（信的原件现存旅顺博物馆）罗振玉再一次抢救了这批档案后，他将一少部分运到天津进行收拾，大部分档案留在北京租房寄存。
因为这些档案数量巨大，保存和收拾作业不是个人能力承当得起的，加上战乱等许多要素，1924年，罗振玉将寄存在北京和天津的悉数档案，作价1.6万元转让给了大保藏家李盛铎。何副处长之所以在文章中着重收拾处现有档案的来历，当是针对社会上因为某些误解发生的传言所做的揭露声明。
但时至今日，这些误解一向没有消除，人们依然以为旅顺大库旧档收拾处的档案，是罗振玉卖给李盛铎时留下的一部份。如李勤璞在《旅顺库籍收拾处考》一文中说：“民国11年，罗振玉以私家举债购下行将化为纸浆的所谓九千麻袋大库档案，曲折储存于北京善果寺，当年又运其一少半至天津加以收拾，留京的让于李盛铎（1924），后来李氏又转让给中央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1929）……至于运到天津的部分，民国13年收拾印行了《史料丛刊初编》10册，后未再收拾。民国17年（1928）罗振玉又自天津转寓日自己操控下的旅顺，遂于后年（1930）将大库档案自天津移来，欲持续收拾发布，所以有旅顺库籍收拾处之设。”（见《如松斯盛》，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7页）
存有这种误解的不只李先生一人，简直大多时文均持此说，乃至误解更深。如王景高在《明清前史档案劫余录》中说：“1924年，罗振玉将留下的部分档案共40余箱卖给日自己松崎，被运往山海关外。”
以此看来，罗振玉是否留下寄存在天津的档案，与是否将档案卖给松崎成直接因果联系。那么，搞清罗振玉当年是否将天津的档案留下，便是非常必要的。
闻名学者徐中舒先生，当年曾代表中央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掌管了该所购买李盛铎得自罗振玉这批档案的接纳和收拾作业，他编撰的《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收拾》一文，对咱们澄清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协助。他说：“档案在李氏处为日颇浅，觅屋堆存已很困难。在天津的初由库书楼迁至某家大院，又迁至谦信货栈。在北平的，也由善国寺迁至安伯胡同、顶银胡同两处。”
这儿说的“库书搂”是罗振玉在天津寄存档案的当地，某家大院及谦信货栈，则是李盛铎购买后暂存档案之所，阐明档案的确从罗家运出因由李氏接手了。徐先生还介绍了档案搬家后的丢失状况：“在前史博物馆卖出时，重15万斤，及天津档案装车运北平常，称得约6万斤。在北平的数量大约也差不远，即流失之件，算计已丢失2万余斤了。”
别的，1929年9月《国立中央研讨院院务月报》刊载的《前史言语研讨所概略事务陈述》中记载：“本所所购明清档案，半存北平，半存天津。其在平者，已于上月底运存于前史博物馆午门城上。其在津者，本月3日由修改员徐中舒率同书记尹焕章前往陆运，计装2千7百麻袋，40箱，43席包，于14日抵平，随15、16两日运存于午门楼上。所以此两部分档案，始得合庋一处。”（转引自《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这是其时的作业记载，与徐先生的文章相互印证，也从另一个旁边面证明了罗振玉当年的确将京津两处寄存的档案移交给了李盛铎。
这儿咱们应当留意的是徐中舒先生对其时档案丢失的计算，前史博物馆卖给纸店时，档案的分量是15万斤，到史语所接纳时，还剩12万多斤，丢失2万多斤。但寄存在天津的档案运回北京时，称有6万斤之多。阐明天津寄存的档案丢失不大。
咱们知道，罗振玉其时是将大都档案寄存在北京的，运到天津的仅仅少部分。而此刻寄存在北京的档案却只剩余6万多斤，丢失多的恰是寄存在北京的。不少文章都已谈到，在罗振玉抢救这批档案时，纸店现已抽出了许多的档案在出售，罗振玉也正是在厂肆上买到了出售的档案，才知道他们将把档案送去造纸的，阐明罗振玉购买时，档案现已流失了许多。
因为罗振玉一向重视这批档案，因而，这些流失的档案，后来又连续被罗振玉购得，并成为旅顺大库旧档收拾处档案的来历。如此看来，何福谦副处长所言档案来历是有依据的。已然这个现实建立，那么责备罗振玉将档案卖给日自己松崎的说法，似应当从头做多元化的剖析。
从现有材料看，最早宣布罗振玉将档案卖给松崎的，是1927年9月2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一则缺乏40字的音讯，全文为：“前年罗振玉照废纸价收买去内阁档案8000袋，罗已出售与日自己松崎，本日出运。”这篇音讯用词迷糊，缺乏以证明罗振玉已将档案卖给松崎。
首要，以该音讯宣布时刻为界，“前年”应是1925年，而罗振玉购买档案的时刻是1922年。其次，从行文方法上看，作者是成心给人形成一种形象，即罗振玉将8000袋档案悉数“出售”给了日自己松崎。
现实上，罗振玉已在1924年将悉数档案卖给了李盛铎。这样行文，非常简单激起人们对罗振玉的愤恨。从整篇文字剖析，作者仅仅道听途说，并不清楚罗是否卖出档案。但是，便是这则音讯，让罗振玉至今担负臭名，乃至工具书、教科书也以此为结论。咱们暂时不追查此则音讯的信息来历是否牢靠，先看一下其时松崎是否有从罗振玉那里购买档案的条件。
松崎本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字柔甫，日本熊本县人。他自清朝末年来到我国，曾师从闻名文献学家叶德辉。他从1920年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任司书，1932年辞去职务脱离。曾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收集我国古籍，在我国学界有适当的知名度。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确藏有不少我国古籍珍本，但该馆作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情报材料中心，在建馆初期的首要任务，是“充分满铁会社参阅图书”。（见该馆馆员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沿革略史材料》1948年，稿本。以下引该书时称《材料》）在该馆初建的前10年，首要资金用在收集我国东北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图书，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取我国资源，从而军事侵略服务，而不是我国古籍善本。
该馆馆员桥本八五郎在《历任大连图书馆馆长众生相》一文中回想，该馆第二任馆长唯根伊与曾于1920年亲自到北京高价卖了一部《芥子园画传》初刻本，当即“引起某些方面的质疑：‘这种书跟会社事务有什么联系？’”（转引自《百年大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因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图书收买是与满铁会社事务密切相关的，资金的运用受满铁会社操控，不是图书馆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1928年曾经，该馆购买我国古籍不多，更甭说购买40箱大库档案。
据《材料》记载，该馆“第一次大批收买我国古书是在1929年，首要是北京、山东藏书家的宝贵书。”1937年，松崎在一篇题为《回想》的文章中，对1928年曾经满铁会社不愿购买我国古籍非常不满，乃至责备这种做法会影响“我国研讨”。
在回想松冈洋右于1929年出任满铁副总裁时，他才激动地说：“这是大连图书馆收买的黄金时代。一时刻，相继购藏了宋版珍籍及古代舆图等珍品，让学术界为之瞠目。”（见《百年大图》第557页）满铁大连图书馆购买我国古籍文献，都有清楚的记载。
即便有方案但因故没能买成，也必定会有记载。如1937年，该馆妄图接纳南浔嘉业堂藏书，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成，但相同有记载。像大库档案这样有影响的文献收买，假如的确买了，决不会漏记。
上世纪80年代，大连市图书馆发现了近2000件清内府档案，有人以为是出自“八千麻袋”，乃至以为或许便是松崎从罗振玉手中购买的。这相同是一种误解。《材料》中只要一次关于购买档案的记载：“1943年，从北京春、秋二回买了许多的书，首要是满文图书、法制联系的书。还有稀见抄本、档案等等。”
据满铁大连图书馆机关刊物《书香》介绍，大谷武男参加了此次购买图书和档案。可以明确地说，大连图书馆发现的这批档案与“八千麻袋”无关，因为“八千麻袋”是内阁档案，其间没有清总管内务府档案。
1948年，罗福颐先生在《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前史及其收拾》文中介绍：“惟今故宫文献所掌档案凡六类：1、宫中档案；2、内务府档案；3、军机处档案；4清史馆档案；5刑部档案；6、内阁大库档案。”满铁大连图书馆是1943年购进的这批档案，但1948年故宫中依然还保存着大批内务府档案，至于这些档案是什么时刻散出宫中的尚不清楚。
经过上文剖析，咱们咱们都以为在1927年，松崎还不具有购买档案的资金条件。反观罗振玉其时所在的政治环境，将档案卖给日自己松崎的或许性也不大。
咱们知道，罗振玉曾在清朝政府为官，等第尽管不高，但他却一向以清朝遗老自居，正如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挖苦的那样，民国时还将清朝称为“国朝”。以他对大清王朝的忠实，不或许把清政府的档案卖给日自己。
正如前揭罗福颐先生文中所说，当年罗振玉之所以在无法中将档案转售李盛铎，是因为他“愿出谋划，任收拾修改之劳，先君乃以一切，全让诸李氏，以不得转售外国人为约。”可见罗振玉当年将档案卖给李盛铎是有条件的，是有约好的。不只日自己不能卖，其他几个国家的人相同不能卖。
已然自己定下此约，以罗振玉的身份应当是不会不尊重自己的。更何况他其时正跟随末代皇帝溥仪，并且同在天津，他要是将其老祖宗的东西卖给了日自己，怎么面临溥仪？提到这儿，咱们再回头看一下，何福谦副处长谈到水野梅晓、松崎在与罗振玉参议收拾档案事时罗的情绪：“谓档案杂糅，有必要就近收拾，将来编目蒇事，行将原件捐诸满洲国，由国家保存焉。”
他之所以着重“就近收拾”，意图便是确保这批档案不再流失，最终由“国家”保藏。他的所谓“国家”是指伪满洲国，因为他特别的身份和心态，把伪满洲国看作是清朝的连续。在收拾作业完毕后，罗振玉自己只留下200多件档案作为留念（有另文专论），其他6万多件悉数捐给了伪满奉天图书馆。
写到这儿，我忽然理解何副处长上述“声明”，似寄托了一个期望，便是期望人们可以从前史现实动身，从头审视罗振玉被指卖档案给日自己松崎这一公案。但是时刻又过去了75年，至今没有一点依据能证明罗振玉将大库旧档卖给过日自己松崎，但对他的责备却仍在持续，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7月20日。
